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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也好,专政也罢,人民是真正的主权者。
在柳子厚看来,君主一人之私当然要好于诸侯之私,因为在郡县制下,毕竟郡县制所产生的官僚制打破了封建制的世卿世禄制度,让平民子弟能够具有上升的渠道,而秦始皇自己的亲族却无尺寸之封,无法享受因血缘而带来的世袭权力。日本新左派经济学家森岛通夫最早拈出了儒教资本主义的概念,认为日本特色的儒教构筑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志业伦理。
就在九一三事件之后,文革合法性垂危之时,批林批孔运动又把孔夫子从博物馆里搬了出来,戴上高帽,掷以大字报和臭鸡蛋。这样看来,家天下也是实现公天下的一种路径。然而不出两年,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神州大地。用毛的话说,人民就是现代的上帝。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,正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人民数千年未被点破却隐约期待的政治渴望(这种渴望不时在历代农民革命中电光石火般出现)。
总之,用各种文化资本树立自身的权威,把自己提升为历史和文化的化身。按照沟口的看法,顾黄所言之公已内含着私,但又不再是皇帝的一己之私,而是要使民之私得到满足。然则读书一多,义理进入内心,则功名利禄之心起,所言所行就不自然。
除却穿衣吃饭,无伦物矣。害人者,人必从而害之。童心何以遽失?盖其所染不当也。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,若无私,则无心矣。
《墨子.兼爱中》中说:天下之士君子,特不识其利,辩其故也。虽所言不同,然未尝有欲用而不如其言者。
只需要将这种本能扩大至家国,各安其位,各取所需,则无须陈义高论,自然天下太平。墨家对儒家最大的反动就在于其率先提出了以利为爱,利义并行而不相悖。即孔子、墨子、李贽对于人性善恶的源流其立论是一致的,即无善无恶,善恶不会自空无始。夫爱人者,人必从而爱之。
李贽著有《焚书》、《续焚书》、《藏书》等。这也由此发展出了他的男女平等工商皆本等论点,于明末陈腐之学界投下了一颗异端的炸弹。《童心说》中李贽提出了一个疑问:童子者,人之初也。由于儒家特别是孟子,首先定义人性本善,导致世之君子只能言义不敢逐利,造成夸夸奇谈的看客或者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腐儒,于国家没有什么好处。
嘉靖三十一年举人,不应会试。子盛壮成人,其供养薄,父母怒而诮之。
以贤(才能)为衡量人才的第一标准,又不同于儒家以德为第一的人才观。再则,义利之辩是中国千年来诸家学派首要探讨的问题。
利人者,人必从而利之。在他对人的定义里,人性初始,无善无恶。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,家主相爱则不相篡,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,君臣相爱则惠忠,父子相爱则慈孝,兄弟相爱则和调。发展到后世,由法家继承去,直接以性恶论为根本,利用人趋利避害的心理,推行刑名法术,追求强霸谋略。李贽犹爱墨子,著有《墨子批选》二卷。李贽的思想体系十分旁杂,涉及政治、哲学、文学、经济、历史等诸多方面,并对一些社会议题有超过同时代人的思维和创见,比如呼吁男女平等和反对重农抑商等等。
因着这种功利观,墨家在其政治主张如亲士尚贤中提出的人才观,是有能则举之,无能则下之的实用主义。初姓林,名载贽,后改姓李,名贽,字宏甫,号卓吾,别号温陵居士、百泉居士等。
故舆人成舆,则欲人之富贵。为学者私进取之获,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。
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,非此位之人也。今若夫攻城野战,杀身为名,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,苟君说之,则士众能为之。
其长也,有道理从闻见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3李贽云:夫人,本至活也,故其善为至善,而其德为明德也。《墨子.亲士》中载:故虽有贤君,不爱无功之臣。故官人而不私以禄,则虽召之必不来矣。
惟无善无不善,乃为至善,惟无可无不可,始为当可耳。因此李贽对于假道学空陈道德而无一实际非常反感。
特上弗以为政,士不以为行故也。墨子对义利的看法非常辩证。
不同于孟子撇开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不谈而直奔陈义过高的仁政,墨家治平天下的基础在于说服己与群的利益的相关,即己损一毫,群损一毫。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所举:人为婴儿也,父母养之简,子长而怨。
人皆有私信,无可厚非,各安其位,推己及人,即可修身治国平天下。其久也,道理闻见日以益多,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,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,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。纵观李贽一生著作,对杨墨申韩都大加推崇。不同于儒家的推己及人和等差之爱,墨家的兼爱基础是在人人平等之上的利益相衡,把个人的私立消解于天下的大利中,即将个人的谋利和追求天下之公义统合在一个理论体系之下。
相比之下,荀、孟的先师孔子言性相近,习相远,反而比起后学更不偏执,亦更接近所染论。笔者认为李贽的童心之始发,分为两个阶段。
《明灯道古录》中说:如好货,如好色,如勤学,如进取,如多积金宝,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,博求风水为子孙福荫,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,皆其所共好而共习,共知而共言者,是真迩言也。唯才是举,唯利是图,以利为先,李贽的人才观和财货观离儒家远,于墨家近。
《童心说》中言:夫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,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,又不然,则其迂阔门徒、懵懂弟子,记忆师说,有头无尾,得后遗前,随其所见,笔之于书。其对于人皆有恻隐之心的论证是不严密的,故而后世荀子、韩非则可轻易地以相当的例证加以反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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